农村金融改革持续纵深推进的发力点何在

• 2023-03-02 10:15:02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而在农村金融领域，从机构支农支小、提升竞争力，到支撑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农村产权流转抵押模式等，随着市场供需变化和监管政策优化，相应改革和创新探索同样在持续纵深推进。特别是在中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和积极稳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多省份农信机构改革加速的背景下，上述几方面无疑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农村金融领域的关注和讨论热点。

农信机构改革与化险同步推进

【资料图】

随着浙江省联社改革方案在去年落地，本轮以省联社改革为重点的农信机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在政策和监管等方面作用下，近些年来，各地农信系统持续强化深耕本土和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通过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其在地方金融服务体系中承担了愈发重要的职责。去年底，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末，在全国35个省市农信系统中，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有18个，在当地贷款市场份额排名位列第一的有19个。不过在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背后，各省农信系统和同省不同农信机构之间的综合竞争力差距不容忽视。《报告》在对22个省市农信系统进行深入调研后发现，2021年净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农信系统有10个，但有3个呈现负增长；同时，利息净收入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和负增长的省市农信系统也分别各有7个。如果不能保持经营可持续，那么农信系统差异化服务优势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以改革提高农信系统的稳定运行能力与推动其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同样关键。

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党支部在去年底发布了《推动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一文，其中提出，支持“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转换农村信用社省级机构职能，规范履职行为，增强两级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彻底解决省联社定位不准、职能不清、政企不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省联社模式要改革最初源于其与县市行社之间的权责不对等问题，目的是要推动完善小法人机构治理，同时提升省联社在金融科技、品牌等方面的服务职能。但随着不同县域地区经济发展分化、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以及其他类型银行机构服务下沉，省联社改革模式更密切地与提升农信系统竞争力相挂钩，特别是对于部分存量风险和历史包袱尚未出清的农信机构和农信系统而言，如何在农信机构改革和省联社改革中更好运用省内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实现区域内的有效资金配置，以此达成长期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是需要各省农信体系通盘考量的问题。

从各省今年初的相关会议和文件看，对于农信机构改革，部分省份已有了阶段性方案。除了浙江、河南、辽宁已有了明确的改革模式之外，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年将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化险，稳妥推进农信社改革，组建甘肃农商联合银行”；四川省政府在《四川贯彻〈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实施方案》中指出，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以转变省农信联社职能为重点，积极申请组建省级农商银行，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地区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全力争取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稳妥有序推进农信系统改革化险，扎实抓好地方法人机构金融风险及时处置化解工作”，等等。化险与改革均对农信系统重塑、提升发展动能有重要推动作用，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要求下，两者同步部署推进是多数地区农信机构改革的必然选择。而基于不同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和产业基础，各省份最终的改革模式和路径仍值得期待。

完善适配农金服务体系的信息共享机制

“在企业端，农业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多，财务信息不完善；在个人端，大多数农村地区金融业务较少，信用‘白户’多，消费行为又相对分散，难以与银行风控系统形成有效交互。”这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金融科技学会会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张晓玫在今年上交提案中反映的当前公共数据在金融领域开放与应用中存在的数据供需不匹配问题。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缺少可市场化交易的土地和房屋，加之市场主体存量数据信息有限，因此在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信用共享机制都将是极其重要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基于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加强农业信用信息共享”。目前的农业农村数据共享较多是在政务数据层面，这在我国已有了较广范围的实践，各地在地方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推动下，对公共数据进行归集、整理和共享，由此促成了不少地区基于农户基础信用的授信广覆盖。不过在多年实践下来，农村金融服务中的公共数据共享有两大共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如果只有定期更新的基础公共数据信息，银行机构难以对主体实现增信，需要共享机制的推动方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数据范畴和质量的更新；二是目前多数地区农户信息共享平台不具备可持续性，背后原因一方面各地财政支出计划并未落实对信息共享机制的长期支持，另一方面，不具自我更新和生长性的共享平台也无法持续吸引金融机构的参与，从而难以形成金融服务场景与数据信息共享之间的相互促进。如何在形成长期财政投入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线上线下资源优势，不断发掘有数据生长性和可对接信息的场景很关键，由此才能提升金融机构的使用率，进而提高信息共享平台的生命力，相应的机制优化和制度建设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很多中小银行在数据归集和应用方面存在劣势也是值得被关注的问题。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贴近基层，其在普惠服务创新方面更具优势，但因为服务区域有限、缺乏结算业务场景等，往往难以获得有较高应用价值的数据信息，从而部分影响了他们的服务能力。对此，在机构自身发掘有效服务场景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关注公共数据的公平开放和包容性问题，尽可能以数据要素激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服务优势，做大农村金融服务市场。

激活农村产权流转抵押实践创新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的角度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同样离不开健全农村产权流转、抵押担保权能以及处置机制等方面。

随着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近年来合村并居工作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主体通过土地、宅基地流转等方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据记者采访了解，相对平整农田的租金价格往往是根据小麦市场价格确定的，由于租金需要提前支付，这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造成了一定的资金压力；另一种情况是主体投资建设成本较高的农用设施，例如温棚等，这些在农地之上的设施投入也需要外部资金的持续支持。如果能形成有序的农村产权流转、抵押、处置路径，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提升农村产权价值，最终体现为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益。

过去十多年，我国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在资产确权、便利耕地流转、创新土地经营模式等措施促进下，2020年，我国耕地流转面积已增至5.55亿亩，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达22308个。接下来就是要巩固、深化改革成果，将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权益显性化，以促进农民多元增收并释放其用益物权效能。对此，业内学者建议首要是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事实上，目前不少地区都建立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但不少地区交易入场比例很低，没有标准化的程序认定，金融很难根据市场主体的私下协商认定流转事实，因此要加快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改善配套服务，丰富交易品种，规范和引导农村产权交易流转，让农民可以更加信赖市场。各地在此方面需要有更深层次和成体系的探索。此外，应进一步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试点，特别是可以优先选择农村土地规模化程度高和进城落户农民较多的地区进行试点；为防范风险和提升抵押债权的变现能力，金融机构可以与担保公司或从事农村土地整合盘活的部门进行合作，以形成风险可控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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