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道源起于中国。将某种艺术,乃至某种技术、某项工具之操作,以“道”来命名,用大道来统摄技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重要特质。
这种现象何以如此普遍?又何以成为可能?答案在于道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其要在于两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是道通为一。道生万物,万事万物各有其道,万事万物皆通此道。所以庄子说“道在屎溺”——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遵循着道的规律,都可以通向大道,绝无高下贵贱之分。老子说“通于一则万事毕”,气势何等豪横决绝!就是说只要把任意一件事练通了、琢磨透了,其他事就都能举一反三、水到渠成。
二是“道技论”。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潇洒飘逸,看得梁惠王心摇神驰,问为何能如此神乎其技?庖丁不无狂傲地回答:您不要只看我的技术,技术精妙是因为背后蕴藏的大道。这便是“道进乎技”的出处。
在道家眼中,“技”往往是体悟并通达于“道”的有效渠道,“技”的活动本身也承载、体现、合于大道,甚至“技”本身就是“道”。同时,“道”也往往是寄寓于具体的“技”之中,由技艺活动揭示与呈现背后的“道”。
从老子到庄子,不断推进地强调“道”是世界的本体及其超越性与无限性。可以言说的、可闻可见的东西都不是“道”。但另一方面,这个“道”却又可以通过具体之“物”与“技”来认知与体现,可以通过切实的身心实炼去接近、去体验、去获得。这正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也是对道教文化与武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根源。《汉书·艺文志》录有《神农杂子技道》《射道》《击道》《剑道》之目,其中都隐含了“技中寓道”和“由技入道”之意。
把“道技论”说得最酣畅淋漓的,是《庄子·达生》篇,里面集中讲述了一批寓言故事,它们如同车轮的辐条,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思想——由技体道,炼技达道。
《达生》篇中最震撼的一个故事,是“伛偻者承蜩”。
孔子在路上遇到一个驼背老头,在参天古树之下,向天举着一根长长竹竿在黏蝉,随手就是一个,轻松潇洒。孔子问他怎么这么厉害?老人直接回答:“我有道也。”
他说:“我先在竹竿顶端放两个弹丸(可以理解成玻璃弹球),先训练五六个月,这弹球不掉下来,那我黏蝉失手的概率就很小了;放三个弹球还不掉下来,失手概率就只有十分之一;放五个不掉下来,那就探囊取物一般了。我干活儿的时候,像根木桩子一样站着,一举起手臂,周围什么都不想了,什么也都不存在了,我跟天地合为一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我眼睛里就只有蝉的翅膀,就只有捕蝉这一件事,摒除一切杂念,管你天地万事万物再多,也没法儿分散我的注意,所以我能干不好吗?”尽管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黏蝉老者,但他通过全然忘我的技术修炼,却能进入宇宙自然之道,感知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强调苦练与修炼上,儒家与道家实现了打通。儒家说的就是格物致知,投入地钻研一种东西,一种知识,任何知识都可以,把它彻底弄通弄透,把它弄到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培养一种诚意正心的感觉,培养学习的感觉和节奏,之后获得真正的知识与智慧。更关键的是,由于万法归一,所以通透一法,就等于通透万事万法,至少你会比较快速地掌握。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量变质变的规律,也就是时间功夫的积累,可能第一百天还没有什么变化,但到了一百零一天,你会突然间焕然一新、豁然贯通。近些年来,西方有一个非常火爆的概念,与之颇为类似,叫作“一万小时理论”——对于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花费了五千个小时在它身上,你就能够入流了上道了;如果你能花费一万个小时,你就是这个领域的大师。
无论是庖丁还是黏蝉老翁,都印证着一条道家推崇的黄金定律:人在苦练器物(技艺)的过程中,人合于器——悟器之道——通向大道。
所以,剑道的核心就是:剑术合于大道;练剑通往大道。
春秋战国时期,剑术技艺和制剑水平进入第一个鼎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吴越之地,水路纵横,战车弓马难有用武之地,步兵水兵就成为主要军种,剑成为军队主要装备,推进用剑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与此同时,观看剑技比拼逐渐在宫廷上层社会形成潮流,在《庄子·说剑》篇中写到赵文王酷爱斗剑,召养数千名剑士,“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这也催生出依附于权贵豪强阶层的剑士。这些剑士似乎可以称为最早的“职业剑客”,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以及重金厚赏的巨大利益诱惑,逼迫他们殚精竭虑地研究剑技,以求突破提升。
自此以后,剑术继续发展,直到“古之言兵,必言剑”,剑成了军事战斗与格斗技击的代名词;而人们在谈论中国各项武艺时也多以剑为重,称之为“诸器之祖”。
《吕氏春秋》中将剑技界定为“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强调了剑术险中求胜、变化莫测的特点。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剑短剑剑术都有更加丰富系统的发展。同时,从贵族阶层到民间市井,剑术练习与击剑格斗都愈发普遍。
《庄子·说剑》中对于高深剑术的描绘是“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其中的虚实进退、后发先至之法,从古至今都是武学至理。而《吴越春秋》中的一段经典文字,更是在此基础上写出“剑术”之上的“剑道”。
越王勾践询问越女用剑之道,越女先是自述她“生于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剑之道,诵之不休”。这说明当时已有指导剑术及武学的书籍流传于世。越女接下来对剑道的阐释精辟而高深:“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在这段距今已有数千年的文字中,展现出丰富的武学理念和实战技击之法,甚至可以说,中外格斗技击原理,均未超出其范畴。二人之间的对话都是在“道”的高度上定义用剑之“技”,又以阴阳之道和炼气之道论述技击的开合、内外、形神、运气、步法、动静、虚实等具体技术,处处均是以“道”运“技”,又是以“技”见“道”,
魏晋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自序》中描写了一段他与奋威将军邓展的剑术比试事迹。邓展擅兵械、强技击,曹丕因此专门与他谈论剑术,但交谈中却认为邓展所说的剑法尚未得真传。酒酣耳热之际,两人便以手中甘蔗为剑,一较高下。比试中,曹丕先是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最后一个回合中,曹丕预判邓展想取其中线,所以故意贸然深入进犯,露出破绽,实为诱饵,等到邓展迎前时,曹丕在后移中发动攻击,击中对方前额。最后曹丕对邓展说:希望将军能丢弃以往所学,重新修习真正的剑道。这段记述中的用剑技巧已经相当细致,而以蔗代剑的比试,或许是当代剑道进行安全操练的最原始模板。
伴随剑术的理论化逐渐增强以及宫廷上层人士的广泛参与,剑术修习也逐渐走向精致化,并不断叠加形而上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习武练剑“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矣”。剑在汉代被赋予“刚直坚明、文质锐健”的“八德”特质,剑术修习与道德人格修炼形成了某种对接,后世对完美人才报以“文武双全”“剑胆琴心”的期盼,正是这种认知的体现。在不同历史朝代,剑还曾作为朝仪礼器,佩剑更是人们彰显身份地位或学识教养的一种标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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