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简讯:从量到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 2022-08-15 15:58:23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2011年之后见顶回落，截至第四次经济普查的2018年下降到29%。稳住中国制造业占比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量的比重基本见顶后，质的提升会发生在哪些方面？

(资料图)

中国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特殊性

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转换的最显著特征，是非农业部门就业占比及增加值占比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扩大。工业化前中期，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占比基本同步扩大；而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逐步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回落。从主要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总结出制造业回落的四点普遍规律：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000美元时，制造业就业占比即见顶回落。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往往晚于就业占比见顶回落。三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多发生在城镇化率到达70%以后。四是制造业维持高占比国家普遍外向程度较高。

（一）与国际经验相对，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存在的特殊性。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的时点略早于一般规律。工业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长期经济逻辑是可贸易部门对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敏感性和收入效应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这使得不同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的人均GDP位置差异不大。从国际规律来看，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时，制造业就业占比即见顶回落。中国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发生在2012年，制造业就业占比为20.08%，当年人均GDP为1.14万美元，相比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的国际规律略早，但可认为基本吻合，这表明中国在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冲击上并无特殊性，中国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不比同阶段发达国家来得更为严峻。其次，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略早于就业占比的见顶回落。多数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后，由于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足以弥补就业下降的部分，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仍能够保持稳定。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先于就业占比见顶，说明劳动力成本因素并非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从时间上讲，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见顶回落早于就业占比的见顶回落，使我们更难以将制造业占比的下降简单归因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后，与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同，中国在城镇化率仅有51.77%时，制造业就业占比即已见顶回落。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多发生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镇化能够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共同对制造业形成正向拉动。而我国城镇化率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压制了制造业的长期潜力。

（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早于劳动力占比见顶回落的原因。中国过早去制造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增加值问题，而非劳动力问题。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需求端：外需的相对弱化。外需的相对弱化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的主因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增加值占GDP比重再未回到此前高位，虽然2010年后宏观消费率触底回升，但国内制造业需求并未对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形成有力拉动。第二，需求端：内需未能挑起大梁。制造业占比在一定发展阶段见顶回落，其需求端的根本原因来自需求的收入效应，也即不同国民收入对应不同的新增需求。但如果贫富差距较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可能远低于人均水平，在高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与制造业相关的需求基本满足饱和后，低收入群体囿于收入水平偏低，其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业品需求无法真实转换为购买力，会抑制制造业占比的抬升。国际经验也表明，低收入差距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峰值会来得更晚。同时，城镇化滞后也显著降低了消费倾向。截至2020年，依旧有2亿多的农村居民实现了职业或者地域空间的转换由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换成为具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导致消费意愿不足。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消费倾向为例，农民工的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第三，供给端：制造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去产能政策。从两次经济普查数据来看，营收负增长和就业减少最为显著的制造业行业主要是去产能相关的上游行业以及产业链转出趋势已十分明朗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去产能所引发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还给制造业带来普遍的成本压力，从投入产出表数据来看，其带来的成本压力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相当。第四，供给端：全球价值链(GVC)扩张停滞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停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GVC扩张停滞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停滞，GVC带来的技术溢出减少，微观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

制造业占比的见顶回落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衰落

不管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还是增加值占比，都属于总量的维度，不能简单地把制造业占比的减少等同于制造业的衰落。如果着眼于质的维度，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制造业见顶回落后的产业升级不但并未停止，甚至在调整后有所加速。以美日德为例，三国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均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后，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制造业见顶回落后均小幅加速，即产业升级的加速是真实发生的。另一个观察制造业的质的维度是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份额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的领先指标产业链配套水平。

应该说，上述量和质的指标并非分属于纯粹分离的两个维度，它们之间的关联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后发国家更低成本制造业出口的冲击，发达国家出口份额的下降幅度本身也反映了制造业整体的质量，它是既有的出口份额到底有多少来自“非价格竞争力”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另一方面，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链配套水平是影响出口份额变化的产业层原因，出口技术复杂度还需要结合出口份额来考量，因为如果一国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更多是通过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生产的外包，而非通过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的突破，这种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是相对不可持续的。

（一）美日德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后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提升，并呈现不同的特点。如果仅着眼于当期的经济增速和制造业增速，日本似乎更胜德国一筹。1975年至1985年，德国的整个制造业都进入了明显的低速发展期，年增长只有2.0%，远低于1950年至1973年的7.6%，高能耗、高物耗、低附加值重工业的发展相对停滞。而日本受益于更加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其钢铁和汽车的出口份额均显著上升，制造业年增长仍然有5.1%。而以10年的维度来看，德国的制造业升级则更为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油危机引发了德国制造业对于低能耗、低物耗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导向，特别是在电气机械领域加大投入。到1985年，德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数量在高中低端领域全方位的优于美国和日本，产业升级也更为突出，表现为高端产品比较优势获得的最多。美国产业升级情况次之，高端产品比较优势获得数量略少于德国，但与此同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品也较多。日本新获得的高端产品比较优势数量少于德国和美国。

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均呈现出高端领域和高中心性领域更高配套水平，德国最为明显，美国其次，日本最低，这种形态表现出了产业升级的潜力，德国在高中心性领域的高配套水平又尤为突出。德国、美国和日本产业链配套水平均出现了下降，其中，日本的产业链配套水平的降低尤为突出，特别是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大幅上升，表明日本当时发生了显著的产业链转出和外包。从这一点看，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宏观经济表现虽然远比德国要好，但其实此后的危机伏笔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埋下。

（二）1985年之后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和德美日出口份额的长期下降趋势。德美日区别在于两点：一是日本出口份额下降幅度尤其巨大。日本出口份额从1986年的9.84%下降至2021年的3.63%，下降了近三分之二。相对的，德国和美国分别从1987年的12.4%和1998年的12.4%下降至2021年的7.3%和7.9%。日本出口份额的下降在行业分布上是全方位的，其中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最为突出，出口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左右下降至2020年的4.6%，从份额世界第一下降至不足德国的一半、中国的四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年末日本根据贸易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回到1973年的水平，但全球出口份额已不及半世纪前的一半。二是德国在出口份额下降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顺差，而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尤其2000年以来美国逆差额长期超过出口额的一半；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但2010年以来日本在贸易逆差与小幅顺差间徘徊。

从产业链配套水平角度看，日本的确出现了制造业的衰退，而这种衰退来自日本过早的产业转出，中低端产业链的快速转出最终反噬了中高端产业的升级。同时日本以大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其产业链韧性不及德国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参与全球竞争的分工模式，最终整体上日本产业链配套水平低于德国和美国。

中国当前制造业产业链配套水平所预示的产业突破

1990年以来，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整体大幅提高且高端领域提升格外显著，同时在中低端领域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表现出相当强的黏性。中国产业链配套水平已经接近美国，但是实际上在高技术复杂度领域和高中心性产品上拥有的比较优势仍然同德美日有较大差距。

(一)从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来看。中国仅有35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而德美日韩分别有91、63、56和33种产品拥有比较优势，中国略高于韩国，与美国和日本差距显著，更是远低于德国的水平。

分制造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同日韩水平相当，与美国的差距也并不算太大，而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韩显著逊于美日，更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中国同德美日韩均有极大的差距。

分制造业小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有近四分之一分布在专用机械和通用机械两类中，中国已有11种产品具备比较优势，数量低于美国和日本，高于韩国。而令人意外的是，纺织品这样的中国强势产业，拥有6种前100名中心性产品，中国也仅有3种具备比较优势，而德国拥有5种；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两类产品一共有8种前100名中心性产品，主要是高端工业材料，中国尚无1种拥有比较优势；中国相对德美日韩比较突出的是纸制品和家具及零件。

（二）从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来看。中国有402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远多于韩国，略多于日本，略低于美国，远低于德国。

分行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与德国差距已经不大，远多于美日韩；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国略逊于美日，略强于韩国，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同德美均有极大的差距，但与日韩差距不大；在杂项制品领域同德、美相当，远强于日韩，但中国此项中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未另列名的塑料制品、婴儿车、玩具和体育用品以及办公用品和文具，德国美国此项中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武器弹药和印刷品。

分行业小类来看，化学品大类，中国在有机化学品和无机化学品领域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已经与德国、美国相当，差距最大的是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这部分主要是高端工业合成材料，与德美日韩的差距均较大，在染色原料和盥洗用品两部分与德美差距也非常大，事实上这两大类中国整体拥有比较优势，但在高中心性产品上有所欠缺。工业中间品大类拥有前1000名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纺织品、钢铁和金属制品，中国相对突出的是纺织品，拥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远多于德美日韩，金属制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接近德国，远多于美日韩，钢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远少于的日韩，多于美国。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大类拥有前1000名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通用机械、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中国在通用机械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略少于日本，显著多于韩国，远少于德国和美国，在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两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与美日相当，显著少于德国，多于韩国。在杂项制品大类，中国比较突出的是家具及零件、服饰和鞋类，在专业科学控制仪器小类与德国和美国差距很大，显著弱于日本，强于韩国。

（三）差距缩小的突破点。中国在前100名和前1000名中心性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已经在过去20年中显著提升，前者已经从9个提升至35个，而后者从221个提升至402个。如果仅以这个增速趋势进行线性外推，中国与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距在15年左右。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配套水平对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领先性来验证这一点，并指出提升会发生在哪里。

从贸易品小类来看，即使是15年时间维度的潜力，中国在初级形状塑料、橡胶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动力机械、公路车辆领域仍然难以赶超德国，在德国比较突出的金属制品和通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追平，而在纺织品和专用机械领域能够超过德国。

工业中间品方面，中国在橡胶材料、特种纺织品和金属制品方面比较突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特种纺织品是以产业用纺织品为主的一个分类。受困于海外纺织业的低成本竞争压力，德国在近30年中本土纺织业发生的最大的结构转型是纺织业转型为以产业用纺织品为支柱。

机械设备方面，中国在活塞内燃机、农业机械和制热制冷装置三个方面比较突出。其中，农业机械是中国专用设备产业链关键产品比较优势数量赶超德国的主要拉动力来源；在活塞内燃机方面，中国主要依靠的是小排量发动机，中国在小排量发动机领域RCA提升显著，产业链配套水平高，而在中、大排量发动机领域差距仍然较大，目前看仍不具备赶超美欧日的潜力。

边际上看，我们认为RCA接近1且产业链配套水平相对处在中高水平的贸易品最可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比较优势。这些产品主要分布在通用工业机械、电子设备、非金属矿产品和钢铁。

工业中间品领域的边际潜力分布在纺织、水泥、玻璃、钢铁、铝中，这些作为大类，中国早已获得了整体的比较优势，但这些潜力产品属于大类中的相对精细化产品。举例来说，玻璃分类中，接近但尚未拥有比较优势的四个贸易品是有吸光或折光层的非夹丝玻璃及其他非夹丝玻璃、由夹层玻璃构成的安全玻璃、玻璃针剂瓶、未经光学加工的作为标志用玻璃器皿和光学玻璃元件四个品类，其中技术复杂度相对较低的玻璃针剂瓶属于相对高配套产品。其他三类配套水平中等，都是具备特殊用途的玻璃品类。

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的边际潜力分布在纺织机械、食品机械等专用设备、机床、泵、电路元器件等分类中。这些分类中的潜力贸易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中国早已具备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的专用设备；另一类是各类机械、电子设备的零部件，两个逻辑存在交集，比如纺织机械分类中具备边际潜力的是针织机、缝编机的零件。此外，潜力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仍然属于中等或中上等，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例如在两个机床分类中，中国的潜力分类仍然是非数控机床。中国在数控机床领域已经获得了较大进步，高精密度大型机床的国产化率逐步提高，但仍远未走出进口替代阶段，出口上的突破尚需时间。

（作者为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标签： 发达国家 运输设备 电子设备

推荐阅读

猜您喜欢